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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研究

張西平:中國人文學術要在全球主動發言

http://www.4081052.live      發布日期:2011-01-09      中關村多媒體創意產業園      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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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動態數據庫”獲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準,立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該項目內容主要包括“走出去”戰略研究、國際媒體中國形象研究、海外中國研究以及“世界思想與文化中的中國”研究4個方面。本報特刊登項目負責人之一、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中心主任張西平關于中國人文學術“走出去”的言論,以饗讀者。

分歧之下更要主動發言

我們越來越看到,中國是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當今世界的主要輿論仍然掌握在西方人手里。如果我們不主動傳播自己的文化,很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向世界展示我們的發展情況、文化和理想。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深,而現在我們則要主動發言,這一姿態意味著大國的文化自覺意識的蘇醒,既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服務,也是展示自身文化價值的需要。

中國文化包羅萬象、博大精深,因此人們提倡全方位地“走出去”,讓世界同時了解我們的傳統和當代。中華文明綿延至今,具有獨特的整體性價值,實際上,歷史的中國和當代的中國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這是不可以割裂的。比如以孝道和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在中國始終占有重要地位,這意味著很多當代的藝術、當代的創造、當代中國人的思想都必然與歷史傳統一脈相承,因此理應讓西方人在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更多地了解這些歷史與當代的勾連關系,從而更好地理解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一部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消極報道和一部分西方人對于中國根深蒂固的偏見,正是源于認識上的不深入以及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

在對外介紹自己的時候,與西方的分歧或許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是長期存在的。但分歧不可怕,關鍵是要敢于并善于使用自己的人文學術成果,說明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獨特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從學術層面向海外介紹中國文化已經成為中國和平發展之急需。

為國家的戰略發展服務

語言教育是基礎,文化交流是途徑,傳媒宣傳是手段,人文社會科學是核心,這是世界主要國家向外部傳播文化和觀念的基本經驗。正是在語言、文化、傳媒和價值理想四路共進中,西方國家獲得了全球的話語支配權。吸取這些經驗,在繼續建設好中國在海外的文化陣地的同時,開始設計中國人文學術“走出去”的戰略計劃,并給予充分的重視和支持,正當其時。中國人文學術的研究成果一旦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最終能夠提升中國軟實力的層次和水平,形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合力,為國家的戰略發展提供服務,逐步使中國掌握學術和思想話語權。

因此,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時,有關部門不妨及時了解對象國近期和長期在人文學術方面的需求,并將這些需求轉換為“走出去”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同時,在國家社科基金科研項目的設計上則可適當增加針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關研究項目,例如歐美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各國的中國語言文化政策;如非洲和亞洲周邊國家已經成為事關中國戰略利益的重要地區,關于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歷史、語言、人文、宗教、政黨、經濟、自然環境等都可以列入研究項目。

留意學術“走出去”的獨特性

中國人文學術的“走出去”和語言、文化藝術的傳播有著較大的區別,這主要是因為人文學術具有價值傾向和意識形態的特點,這決定了其“走出去”有獨特的原則和方法。

首先,人文學術“走出去”不宜采取轟轟烈烈的運作模式。觀發達國家的學術在域外的傳播,其組織形式上大多采取基金會形式,在運作方法上則按照學術規則展開活動。中國也可學習這些經驗,在積極展開調查的基礎上,以基金會形式在海外展開相關活動,添彩不添亂。其次,中國學術機構絕不可在與外國機構的合作中失去學術和經濟的實際控制權。一旦失去控制權,不但會浪費國家的財產,而且從根本上失去了“走出去”的意義。再次,在中國軟實力的建設中,人文社會科學處于頂端,以精取勝是其基本原則。應精心設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機構在全球的分布點,設計整體發展計劃,科學安排駐外學術機構,使各個機構的學科之間有較好的協調,花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

對漢學不應采取“鴕鳥政策”

如今,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學術研究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事業,F在全球有近萬名專業漢學家,僅美國每年畢業的漢學學生就有近千名之多,每年海外出版的漢學著作有500多部。面對這個龐大的學術群體,我們不能再采取“鴕鳥政策”,無視他們的存在。

要想進一步顯示出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對于世界的意義,需進一步與海外學術界展開對話、溝通、批評、討論和互動。這要求人們重視海外漢學界關于中國的學術研究成果。海外漢學的研究水平并非整齊劃一,漢學家也分三六九等,他們之中許多人的研究也是隔靴搔癢、文不對題,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中國文化始終抱著熱愛、敬重的態度,幾十年甚至一生為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付出勞動。如果我們對這些漢學家的工作和成就不了解,將會影響傳播效果。

此外,數百年來,大批的海外漢學家已經翻譯出版了一系列中國經典著作,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又翻譯了大量中國的當代文學作品。在目前中譯外人才嚴重匱乏的情況下,與海外漢學家展開對話、批評與積極的合作,也成為一個學術“走出去”較為現實可行的辦法。在翻譯作品之前,應該調查漢學家已經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文獻被漢學家翻譯過了,哪些譯作很成功?如果對此一無所知就匆忙上馬,恐怕會有點魯莽,有悖學術精神。

(來源: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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